今年夏天，从文坛“失踪”10年之久的马原重又浮出海面，并且出人意料地来到同济大学正式做了一名老师，与此同时，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《两个男人》也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。马原复出了？这段时间他干什么了？显然，他在带给人惊喜、惊讶外，带给人的更多是迷惑甚至怀疑。我与他现在是同事，有机会多次与他彻夜长谈，现将谈话内容大致整理如下，对人们了解现在的新马原或许有所帮助。
问：你怎么想到要当老师的？
答：我并不是现在才想到当老师，实际上，早在80年代我就在一次大学讲座中说我最羡慕老师。我当老师与我最崇拜的艺术家林散之的影响也有关，林老师做聚徒教授的生存方式也一直是我所倾心的，我也早就特别希望做个他那样的老师。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：在小说家中，我读书算很多的，在读书中我参透了很多人生奥秘，也有很多切身的人生经验，胸中积累了很多块垒，我希望通过聚徒授课，把这些块垒释放出去。实际上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做业余老师。我身边一直有许多青年朋友，我与他们既是朋友，也算师生，一聊起来就主要是自己在说，很像高校老师带研究生。
问：同济大学是工科为主的学校，你准备开什么课？你觉得自己会适应高校生活吗？
答：同济大学对我特别优待，特许我自由开课。下学期我准备先开两门课，一是“阅读大师”，《收获》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、《长城》都想让我把讲的东西开成专栏；另一门课是“小说中的哲学”，但我不准备讲经院哲学，而是讲我最感兴趣的叙事学。若有时间，我还准备开文学写作课，讲怎样写小说、剧本。
我肯定能适应老师这个职业，而且会做个好老师，因为我有兴趣，而只要我感兴趣的事，就一定能做好。我毕竟在大学受过几年教育，基本知道当老师是怎么回事。
问：这几年基本上见不到你的小说，你是不是真的中断了小说创作？是怎么中断的？
答：是真的中断了，这与我离开西藏有关。80年代莫言曾对我说：去西藏是你一个幸运，他的意思当然也是说：离开西藏将是你的不幸。我当时不以为然，现在则佩服得五体投地：莫言简直就是先知。去西藏使我成了一个写小说的马原，西藏使我脱胎换骨；离开西藏后原来的马原也就不见了，原来的那种创作冲动、那种灵感、那种不可遏止的喷发欲望也就随之而去。回到东北老家后我才深切觉悟到：离开西藏是我一生中走错的最大一步。离开西藏的最后一步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，之后我失去了原有的心理平衡，一种强烈的失重感让我无所适从，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还能做什么。回来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小说《总在途中》，说一个人从西藏回到老家后百无聊赖，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，但却不知道这种障碍是什么，这实际上也是我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。
离开西藏好像使我的一切都乱了套，我的婚姻随着也出现了裂缝，回到老家不久，我就与既是夫妻，又是同行、还是师生的妻子离婚了，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。离藏、离婚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后遗症合谋成了一股强劲的潜在阻力，我虽一直试图冲出重围，却迟迟进不到原先的写作状态。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写小说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没写成一部完整的小说。有时我不服气，想重新证明一下自己的余勇，写了几篇东西，但每一次证明都使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陷入困境，那情形很像自杀前的海明威，拼了老命挣扎。那种苦恼，就差用头去撞墙了。在四十岁上，我大哭了一场，因为我发现自己真不会写小说了，或者说写什么自己都不满意了。
问：据说你在读大学时嘴很笨，但一谈文学就滔滔不绝，同班女生还为此取笑你，有这回事吗？你觉得自己和小说是什么关系？
答：是有这回事，现在他们一见我还拿这件事打趣呢。也怪我给他们留下了把柄。当时只要我盘着腿大谈文学，那我一定是喝多了酒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班美丽的女生掌握了这个规律，一见我摆出要大侃特侃的架势就不约而同取笑我：大马，大马，你又喝多了！
我觉得小说对我与对其他很多人的意义不一样，小说，可以说是我要用一生心血热恋的情人，是我一生的理想和始终不渝的愿望。马原就是小说，小说就是马原，马原就靠写小说生存（精神上的生存）。除了写小说，我几乎没别的事干，也几乎不会干别的事，我平时所读、所写、所谈，都是小说。
问：（笑）很多当初与你同时踏上文学路的作家现在都当了官，有的当的还很大，听说你连科级都不是，你是怎么混的？
答：（笑）我马原也做过作协副主席，官也挺大，但都是闲职，而且开始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，最后实在推不掉，才挂个名。我有自知之明，因而也没什么遗憾，也不羡慕别人能巧妙地以文学为敲门砖、升官石。我知道自己注定要成为文学黄金时代的积极创造者，也注定不会成为这个黄金时代的受益者，但我也决不是其受害者。
问：你的很多朋友和读者说你失去锐气了，不是原先的马原了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？
答：我完全理解他们，并感谢他们，他们有理由这样说。前马原和后马原给人留下的印象毕竟太不同了：80年代生龙活虎，激进叛逆，可35岁以后就一个劲地走下坡路，而且有失重收不住脚的趋势，做派也由早先的先锋态势一转竟变成十足的保守派，任谁看到现在的这个马原都会这样想。我现在不喜欢在传媒露面，也不喜欢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被认出。这说明我成熟了（笑），我对现在这个写不出小说的马原越来越理解。我清醒地记得这样一件事：80年代，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诗人金斯·伯格来到中国，但却让中国作家大失所望，因为他们发现金斯·伯格已不是那个富有号召力、煽动性的诗人，而是近乎平庸且低调。当时我也很失望，但现在我理解了金斯·伯格的心境，因而也宽容、理解了自己：人的心态总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。
问：能不能把你这10年的主要文学活动介绍一下？
答：我虽然不写小说了，但也一直没闲着。我先是和几个朋友一起自筹自划拍了一部电视剧《中国文学梦》，因为我隐约觉得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，我想在世纪之交为这一时期作一总结。电视剧的规模很大，共涉及到120位作家，老一辈有巴金、夏衍、冰心、汪曾祺等，小字辈则有格非、迟子建等。片长共720分钟，分24集。我一身兼作制片人、主持人，共花了3－4年时间，采访了当时尚健在的重要作家。这对我来说并不难，难的是资金、技术、市场，这些就不像原先写小说那样得心应手了。我真感觉累，身心都累，但并不后悔，因为人活着就要往前走，就要经历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拍完电视剧，我又写了三个剧本：《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》（《大家》2000年第2期）、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、《爱的拒绝》，其中已公映了两个。
当然，我决不会放弃最钟爱的小说，没放弃寻找原先那个马原的努力。从1995年起，我每年都要用3－4个月的时间到某一个地方专门写作，海口、西藏、成都、深圳都去过，我手里现在有大量的手稿，可惜都只是某一部完整小说的开头。
问：你现在最想写什么？
答：畅销书！这个想法是在拍电视剧时萌生的，现在越来越强烈。在40岁之前，我更看重自己的文学创作对历史的影响，看重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；40岁之后，我更看重能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。我一直特别钦佩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，外国的如毛姆、大仲马、克里斯蒂，中国的如金庸、琼瑶，我并不喜欢金庸、琼瑶的作品，但我特别惊异他们的作品在汉语世界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，我希望写出同样为大众喜闻乐见、但又绝对属于我自己的作品。我要为大众服务，但我的大众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民，而是文学意义上的人民，我想通过为这种人民写作而达到为历史写作的目的。我历来不愿承担别人视之为公理的社会责任，甚至有意逃避这种责任。我余生的写作，只为我的人民。
问：最后一个问题：你现在也写起散文来了，这是不是赶时髦？你觉得写散文与写小说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？
答：我从来不为赶时髦写作，一个写了20多年小说的人出一本散文集是很正常的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写小说感觉太好，就像自己当了上帝一样，写小说就是一种模仿上帝的职业，写出好小说与当上帝无异；写散文是有一点心情就写出来，写完觉得比较痛快，有一种快感。
